2008年日本成为北约全球伙伴国,由此正式开启了日本北约合作进程。日本与北约合作呈现出合作走向机制化、突显价值观安全化、开展多领域实质性合作、注重加强互操作性的特点。日本北约合作的成因,从总体来看,双方合作存在共同战略利益,日本希望借助北约实现军事大国化目标,遏制中国;北约则要推动亚太化,拉拢日本应对所谓中国、朝鲜的挑战。

2002年,小泉纯一郎政府首次提出海外游客赴日旅游之于日本经济的重要性;2007年1月,随着《观光立国基本法》的修订,日本政府开始重视海外游客赴日旅游的公共外交效果。在迄今为止的研究中,围绕“观光立国”政策的论述已形成综合性态势,并已得出较为明确的观点,但鲜有研究关注这一政策与公共外交理论的结合。21世纪初至今,日本政府推行“观光外交”战略的模式主要是放宽海外游客赴日旅游签证限制、整合并提升国内旅游资源。就效果而言,直观的经济数据验证了日本推行“观光外交”模式的成功,而在提升国际形象这一公共外交效应方面,日本政府还需在争取摇摆群体方面下更多功夫。政策制定存在矛盾性、区域间旅游资源分布不均、老龄少子化等现状是日本推行“观光外交”面临的巨大困境。

企业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参与,是日本对外援助中的一个重要特征。经过对外援助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沿革,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之间形成了包括资产协力型、社会贡献型、社会责任型、创造共享价值型在内的多种合作模式。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在日本的对外援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二者合作模式未来可能产生的变化对日本对外援助事务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中国对外援助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推动社会组织与多元主体协作,以促进中国对外援助事务高质量发展。

日本在战后实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民营化运动,主要集中在中曾根康弘时期和小泉纯一郎时期。通过对中曾根康弘和小泉纯一郎时期民营化运动的比较,分析财政危机、政治斗争和外压等三个因素的重要影响,从而找到日本战后民营化运动的独特模式。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和政治企业家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试图找到形成战后日本民营化运动独特模式的深刻历史制度原因及政治领导人发挥的关键作用。

在唐通事的基础和框架上形成的近代日本的中国语教育体系,早期最重要的教育机构,是1873年诞生的东京外国语学校,历史上一般把它分为两个阶段或两个时期:前期为1873年6月(也有说8月)创立,至1886年取消,一般称为旧东京外国语学校(简称“旧外语”);1899年再度复活,规模更加整齐,一直延续至战后,一般称为“新外语”时期。学校内所设的汉语部,是近代日本最大的官办的中国语教育机构。与几乎同时期的英语、法语、德语等西方体系的外国语教育兼有文明传播的功能相比,中国语教育基本上只是止步于一种外交、贸易诸领域的实用性的语言教育。对东京外国语学校以及相关的官办中国语教育机构的沿革变迁的考察,大致可把握整个日本近代中国语教育演变的历史脉络和基本特性。

20世纪90年代末,“先住民”概念在日本的建构以及广泛传播是日本土著民族阿伊努人的人权与自由、文化与传统等权利逐渐被纳入其国内法保护范畴的过程。“先住民”作为在承认文化多样性的国家和社会里被承认和尊重的独立的民族文化共同体概念,与以彰显大和民族的独立性和优越性为目标的“原住民”概念相比具有进步的一面。日本构建“先住民”概念的根本目的,是在国家认同严重受到全球化进程浸染的现代背景下,以重构多元文化认同来实现国家认同的增强。

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基于历史传统文化考察中国,指出中国是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关键。他与世界知识分子进行对谈,剖析西方现代文明中的困境,从“以人为本”的维度考察中华文明中的文化底蕴。为破解西方现代文明中排他性与均质化的局限,池田大作对中华文明进行现代性阐释,指出中华文明和平主义色彩的“普遍性”,以及价值论与存在论的统一,具有超越西方现代文明的可能。因此,池田大作对21世纪的中国充满期待,认为中华文明将在形成真正符合人类利益的世界文明新秩序中发挥重要价值。池田大作对中华文明的现代性阐释,为理解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提供了东西方文明比较的维度,予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一定的启迪和借鉴。

山川菊荣是20世纪日本重要的社会主义者之一,她的无产阶级妇女解放思想成为20世纪初期日本社会主义女权运动的重要参照。山川菊荣认为日本无产阶级女性深困于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的纷扰、封建家族制度的束缚、旧有男尊女卑思想的桎梏之中。对此,她从马克思主义出发,点明妇女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问题,澄清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对无产阶级女性的虚伪性、压迫性,指出实现无产阶级女性解放的内在力量是全体劳动者的团结,外在依托是无产阶级运动,切实归途是社会主义社会。山川菊荣关于妇女解放的著作一经译介到中国,对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探索中国妇女解放道路产生影响。